这两张照片拍摄的时间相差了两年，第一张是我们班06年暑假赴山东实践演出时照的，

那时我们三周在三个城市连续开了九场音乐会，虽然有的地方条件很艰苦，可我们还是凭着音乐家的职业精神高水平地完成了演出，

每一场都赢得了观众们的喝彩，可谁又知道我们曾凌晨1点多还耗在音乐厅里走台；吃坏了肚子还强忍着演出；

炎热的天气舞台上聚光灯照得我们的汗顺着发梢一滴一滴流下来；演完出连夜坐车赶到另一个城市第二天接着演出……

可是这些都藏在我们的笑容背后，别人不会懂。

第二张照片是我们班的毕业照合影，身穿学士服的我们，多了一份稳重和成熟，一样的笑容却有着不一样的内涵，

也许这是我们最后一次合影，但不要伤感，许多年后，当我们都为了各自的事业而奔波时，当我们都为了各自的生活而忙碌时，

当我们陷入家庭的琐碎，厌倦复杂的人情世故时，翻开这个发了黄的毕业照，看到这一张张青春的面庞，

也许那时心里会多了一丝温暖，多了一丝眷恋。

慈祥的系主任，我们都喜欢称呼他老李，而他从来不跟我们计较，他的摄影水平在我们学校公认的很强，很专业，

等一下，不要搞错了，他是我们钢琴系的系主任~

   我是80后，自然逃不出这怪圈，那时我妈妈为了给我买一台珠江118花光了家里的积蓄，当时市价六千多，各大琴行都缺货，我们家那台是从火车站直接拉回家的，可见买琴的艰辛。看看现在这些琴行，把价格拼命往上抬，有的甚至加几千元，他们打着搞活动促销的幌子骗取家长们心动，然后借着高雅艺术的口号让家长们那么情愿就把大把大把的银子浪费在买这么一件高级家具上。有的琴行还实行赠送老师授课，说实在的，那些老师要不是拿了回扣，要不就是水平和您不相上下，所以说您宁愿不要这个便宜，也不能让孩子被误导。

   要说找老师，找什么的老师，这也是件挠头的事。我当初学琴那会儿，为了找个经验丰富的老师，爸妈不得不找熟人，托关系，最后好不容易人家老师愿意见我一面，可乐坏了我爸妈，我清楚的记得那天我们在那老师楼下等了她一晚上，终于等到她现身，可老师看了看我，觉得初学者，缺乏调教，就安排了她一个学生先炼炼我，等熟读五线谱了再来找她。我跟这位老师学了四五年，每周四下午四点上课，我妈妈风雨无阻周周都骑自行车把我从嗷嗷远的学校接到老师家接受高雅艺术的熏陶，这位老师是南方人，吴侬软语，但骂起学生很犀利，“笨，迟钝，不用功”算是比较轻的了，常常是她一“赏赐”，我回家就得吃皮带炒肉丝。我那时真的不明白，为什么我的童年过的那么不愉快，天天伴随着哭闹跟反抗，为了得到一点放松的时间，我宁愿在厕所蹲半个多钟头，捧着本《365夜故事》，直到被我妈拎出来，轻则臭骂一顿说我不如谁谁谁谁谁练琴用功，重则大邢伺候。说实话，都说旧社会儿童过得悲惨童年，我当时最爱看的一本张乐平老先生的漫画《三毛流浪记》，因为我觉得我跟三毛没什么本质的区别，他是为了吃口饭要干体力活，我是为了吃口饭要练钢琴。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学琴也有让我云开见日明的时候，我算是在这方面比较有悟性的孩子，刚学了两年就在我们市里乐器比赛中拿了一等奖，看着其他小朋友畏畏缩缩不敢上台，我却大步流星上去一气呵成，评委们都说这孩子一点都不怯场，直点头称赞。可是，在我后来的学琴生涯中，我发现我越来越缺少小时候的那份从容和镇定，都说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想那时的我大概完全没搞懂什么叫做紧张吧。
   我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考了省考级协会的7级，那年来考级的评委恰巧是某艺术学院的钢琴系主任，当一曲《水草舞》弹完，那位评委向旁边一个老师点点头，并窃窃私语什么，一个月后，我妈妈接到通知说我不但通过了考级，而且被这位老师收下了。这说明我在接下来的日子，每半个月就要坐火车去省会上钢琴课。

   我的第二任老师姓徐，长相很有艺术家气质，我开始之所以愿意跟他学琴，很大一方面是觉得这个老师长得挺帅，应该人也不错吧。我亲爱的望女成钢琴家的妈妈，就这样每隔一周就带着我开始跑路。那时由于铁路系统不发达，我们每次都要乘六七个小时的火车，来回就是半天，我们为了节省时间，通常天不亮就起床往火车站赶，坐早上的车去，到那差不多是中午，匆匆吃点泡面，就奔去上课了。徐老师有时很忙，我们等他一下午都等不到，碰到这种情况，我们就得找个旅馆住一宿，什么学生宿舍，教师宿舍通通住过，条件艰苦，我和妈妈只能睡一张床，第二天起来再联系老师上课。

   就这样跑了一年多，我跟徐老师学琴渐渐有了默契，他看我乐感不错，建议我走专业道路，这一建议不要紧，可愁坏了我父母。我爸爸是我们市重点中学的老师，我可以享受子弟兵待遇，即不花什么钱就能接受最好的教育，而所谓专业道路，就是说我必须进入艺术学院学习，建校费六万，外加每年一万五的学费食宿费，这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工薪家庭来说实在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我父母最终决定花重金培养我学琴------“咱走专业道路”。

   决定考艺术学院以后，我练琴比以前努力很多，老师和家长都对我报有希望，我不想辜负他们。半年后，我以第一名成绩拿着六千元奖学金入校了。报到那天，我真正接触到了那些和我一样的孩子，每个人都抱着自己的琴谱，背着乐器，一脸懵懂地入校了，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怎么。我上艺校的这六年积攒了许许多多的快乐点滴，也看到了许多消极腐败的社会风气，这些我以后会写道。

   在艺术学院读书跟普通中学形式上没有太多的区别，每天生活很简单，早上六点多起床，早操，七点去食堂吃饭，七点半上早自习，八点钟开始上课，十一点半吃午饭，中午午休或自觉去琴房练琴，下午一点半上课，五点半吃晚饭，晚自习从七点开始至九点半结束，这就是一天的日程安排。我们每天有三四个小时可以练琴，当然自觉地学生就背着琴谱去练琴了，不自觉的就溜出去玩或是聚众聊天了。三点一线的生活持续了六年，我还算比较省心的那种，不早恋，不上网，不溜冰。年年三好学生，虽没再拿过一等奖学金，但鼓励奖还是常拿的。至于专业，我不得不说这几年我并没有太大的进步，原因是我压根就没怎么好好上过专业课。徐老师很忙，忙到我有时几个星期见不着他一面，那是小，不懂事，上不了专业课也不知道着急，其实着急也没用，照样上不了课，就自己瞎弹，弹理查德.克莱德曼浪漫钢琴，弹流行，弹些不着调的东西。因为是情窦初开的年纪，就喜欢自己玩点小情调什么的，还偶尔写写歌，写写词。这样过到高二，眼看快要升学考试了，班里的同学都往北京，上海找老师，跑课。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艺术中专毕业后只有考上音乐学院才能谋求更高的发展，这是定律，因此，我也不例外，我在中央音乐学院钢琴系找了一位老师，每次要跑更远的路去学琴。

    中央音乐学院，在我们这些地方艺校学生的眼力，是全国最高的音乐学府，虽然这几年也没出几个什么家，但是在我们眼里，这里有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资源，最好的环境，最好的机会，当然，也是最“黑”的学校。总听以前的学姐学长们说谁谁谁弹得狗屎，送了多少多少钱就上了，经事实证明，这种事在哪都有，所以也就不足为奇了，总而言之，实力最关键，不管你是哪方面有实力。

    我找的那位老师人很好，很儒雅，对学生一点都不摆架子，至于学费，只收我四百，这个价在北京或上海的音乐学院算是最低价了，我先前听说有个学生找中央的某名教授上课，一千元一节课，在北京住了一年，最后还是什么学校都没考上，灰溜溜地回老家了。我把结果想得很现实，不行就再考一年，反正不会去了。当时我去的时候已经入秋了，临考日子迫在眉睫，为了节省开支，我和妈妈住在北京的地下室，找了一家琴行每天练琴，吃得用的都尽可能节俭，因为不知道这一年究竟要花多少钱。对于上课的费用，我们却很大方，有时候找一个老师听一次，就给一千，生怕被人家笑话了。

    考试日期来临了，我却先考了另外一所学校，心理没底，怕最后落到没学上。临考中央那天，我紧张得睡不着觉，怕忘谱，怕怯场，就这样睁着眼翻来覆去熬到天亮。终于熬完初试，当天就得到结果说过了，后来准备了一天复试曲目，这下我信心增加了不少，演奏的时候也不那么紧张了。一个月后，我被通知我的专业通过了，三个月后，我以高出一倍的高考录取分数顺利通过了高考。但是，我再次联系那位老师时，他却意外地建议我不要报中央了，原因是就算被录取了，由于排名比较靠后，也分不到好的老师，而且以后也不会有很多机会给我，因为竞争太强。其实是如果你不被中央院的名教授录取，照样没什么发展，人家不会买你的帐。

   于是，我上了另外一所音乐学院，跟了一位留学美国的教授，我入校时名次在中间，两年后，我以第一名的成绩被派往美国参加宾夕法尼亚音乐节，在看到自由女神像的那一刹那，我知道了我的选择，我一直以来的努力都是正确的。我站在林肯音乐厅的玻璃墙外，看到里面悬挂着钢琴家郎朗的海报，那一瞬间，我有种莫名其妙的感觉，觉得N年后，那幅照片会被换成我的照片。

   现在，我正在申请去美国留学，很多手续很多材料要准备，包括语言成绩，面试。我意识到我停不下来了，即使再累也无法停下脚步，我听过郎朗的现场，他将激昂振奋人心的和弦砸响了整个大厅，动力十足又不失轻盈的音符如粒粒珍珠洒向观众，我紧闭着双眼接受着它们的洗礼，在震撼的同时，我也感觉到一种挑战，不是和郎朗，而是和自己。从学琴的第一天到现在，我都没有给自己制定过什么方案或目标，我一直以为也许就这样了，也许就到这了，可是，一年年下来，当我回头看看自己走过的路，我也感觉很惊异。想想郎朗成功的背后也许有着和我一样的轨迹，也许我到达不了他的程度，也许我以后会默默无闻，但是，为了让自己不留下遗憾，我决定——就这么走下去吧！